中国的普通民众在近几年的迷茫感，并不完全源于经济数据的好坏，而是因为过去二十年中，让财富流向每个人的机制正在发生转变。这一点比任何GDP数据都更加重要。2026年上半年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981元，同比增长5.2%，超出上半年GDP增长的4.2%，这表明了一种转折的信号。在过去的二十年里，多数年份GDP增长迅速，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，这部分差距则被资本收益和土地财政所占据。今年上半年，农村居民的收入名义增速甚至超过了城市，这在以往是极为罕见的。然而，当你查看网络评论，仍不乏“没钱花”“无法继续”“看不到未来”的声音。尽管数据有所改善，民众的感受似乎依然停滞。这样的时间差正是本文要剖析的重点。
结论是，过去二十年中，中国人获取国家发展红利的主要通道是房地产。然而，这一通道如今已被渐渐关闭，新通道正在建设中，但建设期难免会出现一些缺漏。焦虑情绪正是由此而来。马克思在百余年前思考过一个难题——后发国家如何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，避开“卡夫丁峡谷”。这一典故援引古罗马士兵的屈辱经历，马克思以此比喻：若一个国家只注重总量的扩大，却忽视财富的分配，即便经济总量跃升至全球前列，普通百姓依然会困于困境。
在我看来，这个难题的根本并不在于经济学的理论，而在于路径依赖。苏联的崩溃来自于重工业和军工的无止境发展，却使得普通民众在生活中遭受困扰；而美国则是因为“涓滴效应”的理论，将经济重心放在财富向下流动上，结果却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剧。无论是左倾的苏联还是右倾的美国，均未能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如何将国家强大的红利转化为每个人的实际收入。
回到中国，过去的二十年我们依赖的确实是一个非常粗暴而有效的分配机制——房地产。这个机制主要由三根柱子支撑：住房商品化、土地招拍挂制度以及按揭贷款。其独特之处在于对学历的开放态度，让不同背景的人均能获利。
不过，自2022年起，这一通道被逐渐收窄。到2026年，尽管其他投资领域已经重回2020至2022年间的水平，唯独房地产市场依然疲软，表明这一渠道的关闭。问题在于，新的引擎如半导体、新能源车和人工智能等对劳动力的要求相对较高，这使得多数劳动人口难以适应。如今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年龄人口不足四分之一，导致大多数人很难进入这些高科技领域。
目前，许多人虽然付出努力，却找不到合适的路径，尤其是年龄较大的人面临更大的转型困扰。国家对此问题已经开始注意，并做出相应措施。例如，最近国务院发布的《扩大消费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，承认了服务业将成为未来吸纳普通劳动力的主要力量，而不仅仅是消费促进内需的工具。此外，规划明确提出要推动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，增强工资的合理增长机制，并拓宽财产性收入的渠道，降低家庭的储蓄压力，从而提升消费意愿。这些细节展现了政府在分配逻辑上的改变，表明了新的发展方向。
在预期到2030年社会消费总额达到60万亿的目标时，虽然仅是微小的增长，但背后反映的是消费占GDP的比重正在不断提高。因此，国家正在努力破解这一难题，努力让经济发展惠及每一个普通民众。
